一直听说北大的教授讲课各有特色，这个黄调是什么东西倒真的要听听，也不枉了来这里一趟。对黄侃，只是好像有那么一点印象，文学史里提了提。据说他住在北京白庙胡同大同公寓，终日潜心研究“国学”，有时吃饭也不出门，准备了馒头和辣椒、酱油等佐料，摆在书桌上，饿了便啃馒头，边吃边看。有一次看书入迷，竟把馒头伸进了砚台、朱砂盒，啃了多时涂成花脸也未觉察。

这个可以作为励志。

不过，搞清楚此“黄调”非彼黄调后，张汉卿就觉得兴趣了了。国学是很好，也需要有人来研究，但这个人绝对不能是自己。国学再有趣、再有内涵，能够靠它们打败列强、赶走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？深知历史走向的他，常怀时不我待之慨，要为中国的强大出谋出力。安静的校园，又怎么容得他那颗澎湃的心呢？

倒是对他的老师，张汉卿颇为赞许。因为黄侃是章太炎的门生，现在的章太炎，正被袁世凯关着呢。如果没有变化，他还要被关到老袁死后。

章太炎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不用讲了，不过他在政治上算是小白：他既骂袁世凯“用心阴挚，正与西太后大同”，又说孙逸仙“与项城一丘之貉”。在他心目中谁可以做民国政|府领导人？黎元洪（黄陂）和岑春煊（西林）是也：“黄陂之廉让，可望责任内阁；西林之果毅，可望廊汪贪邪”。两人都是清朝旧官僚，民国新军阀，章太炎对这些人寄以厚望，那是彷徨歧途了。

不过他的骨气很峥峥。1914年1月7日，章太炎“以大勋章（袁世凯颁发的）作扇坠，临总统府之门，大诟袁世凯之包藏祸心”，仍被监禁，曾决意绝食，以死争之，自云：“不死于清廷购捕之时，而死于民国告成之后，吾何言哉！”

老师如此，门生也不简单。在章太炎被软禁后，冒着危险来探望的不计其数，其中就有黄侃，他还主动要求留下来伴宿。这一点，让张汉卿颇为心折。左右无事，去逛逛也好，顺便看看名人。

黄侃的名望真不是吹的，座无虚席不足以说明其讲课的吸引力，连窗外都挤满了慕名而来听课的学生。越是如此，越发勾起张汉卿的兴趣来。在大学里能做到这样的，说明其授课自有异于常人之处。

有朱光沐作伴，本身又灵活强健，终于从后门挤了进去。教室里豁然开朗，黄侃真人也出现在眼前。看起来斯斯文文的，戴着一幅眼镜，其貌并不扬么。

听不见他的声音，因为此时正面的观众都在高声念着什么，抑扬顿挫的很好听。一开始咿哩哇啦不知说什么，静一会儿好像大家都在读古文：“…故魏文称：‘文人相轻’，非虚谈也。到如君卿唇舌，而膺欲论文，乃称‘史迁著书，谘东方朔’，于是桓谭之徒，相顾嗤笑。彼实博徒，轻言负诮，况乎文士，可妄谈哉！故鉴照洞明，而贵古贱今者，二主是也…”

这段书选自《文心雕龙?知音第四十八》，据说是黄侃的拿手好戏。张汉卿也就抱着姑且来之，姑且听之的想法，容大家把嘈音释放完，权当是来捧场了。听讲座么，一堆人在那里念念有辞干什么？就像听演唱会旁边有人在同步哼曲调一样让人烦燥一样。

一段话念完，张汉卿洗耳恭听，要见识一下这位名闻北大的才俊讲课的水平如何之高，却听黄侃放下教本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这段古书后面隐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，对不起，专靠北大这几百块薪水，我还不能讲，谁想知道，得另外请我吃馆子。”

台下有人嗤嗤笑个不停，有人在小声说：“又来了！”

这几乎是黄侃的专利了，一学期下来，总会有很多次这样的场景。因为他有个“馋嘴”的毛病，经常变换借口要他学生替自己买单。黄侃学问是很高的，因此脾气也是有的，这也许是那个年代文人的通病，谓之骨气也好，秉性也罢，总之众多学生是见多了，不以为怪，知道在黄侃老师这里，“有菜一切好说，无酒寸步难行”。

张汉卿却不喜欢惯着这毛病。这年头，若说各行业最吃香的莫过于大学教授了：月薪动辄几百大洋，相比较当时普通家庭每月生活费用不过三四元，绝对是金领一级的存在；心情好就上课，心情不好就缺课，学校还要像菩萨一样地供着。像他后来被称为“三不来教授”：“下雨不来、降雪不来、刮风不来”，又岂是为人师表的大学教授所该做的？黄侃的好吃演变到后来就是让考试不及格的学生整酒席放行，还曾理直气壮地对校长说：“他们这些学生还知道尊师重道，所以我不想为难他们。”学问好又怎么着？除了对后世多增添些花边新闻趣事，对目前的中国而言能挽狂澜于既倒、扶大厦于将倾吗？

他另外还有一个很私心的想法，那就是要通过制造一场纷争，向老袁表达“忠心”，所以张汉卿很不客气地叫了声：“国家培养人才应是分秒必争，岂能为口腹之欲而耽误数十人的时间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，而不是以权谋私，黄师这样做，不怕玷污北大神圣的学堂？”